梁光日是我胞兄，漣源三甲鄉(xiāng)樹德園人，出生于1926年10月。

上世紀40年代末，樹德園在三甲一帶是個小有名氣的院落。那里五世同堂，住著二十來戶人家。1950年土改時，除一戶被定為貧農外，其余一概都是地主。我家也是。每年約有一百三、四十擔租谷(每擔約140市斤)的收入。盡管同每年能收入四百擔以上租谷的首富比起來相差甚遠，且我們兄妹四人都在讀書，光日讀大學，我和大妹讀中學，小妹讀小學，開支很大，常有入不敷出的尷尬，但除了有租谷收入做底以外，還有我父親在外教書，掙得些錢，能有所接濟，生活也是有點模樣的，頗受到有些人的仰慕。

我爹早年畢業(yè)于湖南第一師范，當過安化縣教育督學及中、小學教師。他對我們管教甚嚴，尤其對光日和我兩個崽，每到寒暑假都必須去書房里讀書學習。光日從小性格內向，不多言語，但學習上很有靈氣。他練的一筆好字，抗戰(zhàn)勝利那時刻，他在大麓中學讀高三，學校里慶祝勝利的許多標語、橫幅、對聯(lián)，都是他手寫的。老爹每天都要給我們講“四書”，講完后要大聲朗讀，還要背誦，光日聽講很有心勁。記得講“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于至善”一句時，他主動發(fā)問：‘大學’怎么講?爹說：“指大人之學，‘道’是指本源，‘明德’、‘親民’、‘止于止善’是儒家‘垂世立教’之綱，叫‘三綱’?！边@些民本思想，都深深地銘刻在我們的腦海。閑時，光日不太外出交游，但有許多愛好。愛寫散文和日記，愛到小河里去游泳，愛玩橋牌，愛拉二胡唱京劇，尤愛吹簫，常在萬籟俱寂的夜晚吹起《步步高》、《花弄影》之類的廣東音樂或《青青河邊草》之類的抒情小曲，非常地柔美、流暢，很能令人陶醉，勾起遐想。

1948年，光日就讀于民國大學文學系三年級。此時，由于人民解放軍已吹響了向國民黨反動派迅猛進軍的響亮號角，蔣家王朝的反動統(tǒng)治已危如累卵，大學校園內正處于激越動蕩的時刻，學潮迭起。光日在學校里是一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青年學生。他曾與一些中共地下黨員，民主愛國人士和進步學生一起，參加過“反饑餓、反內戰(zhàn)、反迫害”的示威游行。此刻，又滿懷激情參加了準備迎接解放的宣傳鼓動工作，并與幾個好友相約，毅然地申請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，堅定地沿著民主革命之路走去。

1949年3月，他受民盟湖南省委之派遣，回蘭田三甲開展地下革命活動。那時候，三甲的形勢也已吃緊。除原有的土豪劣紳橫行鄉(xiāng)里之外，國民黨駐軍186團的軍紀已是十分渙散，四處亂闖民宅犯科；土匪尹立言部也趁機來打劫，肆意搶掠和綁架，弄得人心惶惶。而當時許多青年學生。因在外讀不成書而返回了三甲，他們受到外地風起云涌般學潮的影響，回鄉(xiāng)后積極思變。由梁延器、梁一干、梁仰如及我等人在作新學校辦起的玉屏文藝社，得到了中共地下區(qū)工委的支持，正準備運用文藝形式開展迎解活動。光日回三甲后喜出望外，便積極地與區(qū)工委領導聯(lián)系，并經磋商后，確定將玉屏文藝社做為黨在三甲開展地下民主活動的據點，由光日和梁一干(中共黨員)兩人擔任副社長，主持工作。兩人由此四處奔走呼號，很快吸收了五、六十名知識青年入社；讓我起草了《玉屏文藝社章程》，張貼于作新學校院墻上。章程的開宗明義第一條，便確定了以文藝活動為手段開展民主活動的辦社宗旨；并按章程建立健全了組織機構，由梁延器任宣傳演出組組長，梁仰如任財務組組長，梁中柱任社務組組長，我任出版組組長，著手準備編演話劇等活動。使三甲原本沉悶閉塞的鄉(xiāng)村，竟然死水微瀾，正醞釀著迎解高潮的即將掀起。這樣，文藝社已初具規(guī)模，光日便離開三甲，向民盟省委反映情況去了。

1949年3月，玉屏文藝社在選舉社長問題上出現(xiàn)了內部分歧，同意選光日為社長的一派與同意選梁一干的一派發(fā)生爭執(zhí)，會場出現(xiàn)了一片混亂，會議不歡而散，文藝社也就此停止了活動。此時光日又返回三甲，十分焦急地質問支持他的人說：“你們怎么把事情弄成了這樣?”隨后又四處聯(lián)絡，想力促文藝社復活。為此，他特意宴請了一桌，請來梁椒凡、梁振中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進行調解。這桌飯對光日來說決非等閑。因為他自己不會張羅，所有菜肴都是特請我媽做的。我媽是家庭婦女，但也有高小文化程度，較為開通，她深知光日辦的事是正義之舉，所以義不容辭，熱情地操辦了這桌飯，獻出了一片慈母的愛心。但令人

惋惜的是調解結果卻不了了之。光日大失所望，便與區(qū)工委組織部長梁介福聯(lián)系，決定另辟一個基層活動據點，從而產生了于獅子山腳下梁氏家祠創(chuàng)辦群策小學的思路。

光日傾注了全力來創(chuàng)辦群策小學，終于1949年5月貼出了招生廣告。學校董事長由梁介福擔任，光日任校長，負責具體的籌辦工作。學校的校址、桌凳、黑板等設施，是經與梁氏家祠的族老們進行了耐心談判乃至斗爭得來的。他邀約了我及梁兆龍、梁道輝、梁延器、梁五峰、梁兆麟、梁仰如、梁綸友、梁吉祥、梁尚善、梁憲章等十余有志青年組成董事會，董事兼教員，不僅無薪俸，且每人要出一擔谷做辦學經費。學校由梁兆龍任教導主任，梁道輝任總務主任。辦事人員群策群力，動員了附近種福園、澹園、樹德園、和厚園、沿田江的幾十名學齡兒童免費入學。同時，光日將自己從大學帶回的和蘭田街上傳來的革命歌曲如《山那邊喲好地方》、《解放區(qū)的天》、《兄妹開荒》、《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》及各種秧歌調加以教唱。一時間，高唱革命歌曲和扭秧歌的活動在祠堂內外、田間、坡野展開，形成了一道宣傳解放、迎接解放的亮麗風景線，在群眾中潛移默化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  1949年5月至7月，光日在積極創(chuàng)辦群策小學的同時，還十分重視發(fā)展民盟組織。他曾邀約了不少青年與之談心，耐心地進行思想交流。其中就有我。記得在一個月明風清的夏夜，他和我在樹德園院內乘涼談心。話題是從國民黨反動統(tǒng)治為什么那樣不得人心談起的，他精明地引用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孟德斯鳩的話說，如果統(tǒng)治者不能使“臣民”得到安定和幸福，反而去壓迫他們，那么“服從的理由”便沒有了。然后，他順勢誘導，向我介紹了毛澤東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的內容，以及中國共產黨關于土改的方針與政策。我問他：“農民分到土地后還可買賣，不是還會出現(xiàn)貧富不均嗎?”他說：“不會的，還會通過互助合作的辦法走向共同富裕?！彼蚕蛭医榻B了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國共產黨合作伙伴的情況。這次談話，使我十分驚異于他的敏捷思維與博學，對我的啟迪和教育極深?？梢哉f，以前我不滿舊社會向往新生活的理念是十分感性和膚淺的，這回則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了，確乎是我理念上的一次飛躍，至今難以忘懷。我雖然當時并不知道他是要發(fā)展我入盟，但從不久后他確實已發(fā)展我入盟的事實證明，那次談話明顯是有意而為之的了。這期間，光日發(fā)展了十三名進步青年加入民盟。他們是：梁尚善、梁兆龍、梁道輝、梁倫友、梁五峰、梁憲章、梁兆麟、梁仰如、梁吉祥、梁心仁(女)、梁惠文(女)、周慈林(女)及我。這里面，有幾位可能和我一樣，在本人全然不知的情況下入了盟，但至少他都是有意地向其表述過心跡的。到7月底，他經與梁尚善、梁兆龍、梁道輝等人籌劃，正式開會建立起了民盟蘭田支部，光日任主委、梁尚善任組織委員，梁兆龍任宣傳委員。他以群策小學為據點，積極地配合地下區(qū)工委的安排，開展了迎解活動。這一在如火如荼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民盟支部，即現(xiàn)在民盟漣源市委員會的前身，三甲這地方，也便是婁底地區(qū)民盟組織的發(fā)祥地。

1949年9月，三甲獲得解放，區(qū)政府成立，群策小學除留下梁尚善、梁兆龍、梁吉祥等人繼續(xù)辦學外，其余大部分人被區(qū)政府抽出參加了秋征。光日也返回了民國大學(已并入湖南大學)，1950年春畢業(yè)，正式分配到民盟湖南省委當秘書，負責同長沙市部分大、中學校民盟組織的聯(lián)絡與溝通，開展革命理論、黨的政策的學習與研究，寫過多篇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思想改造的文章，在《湖南日報》及民盟機關刊物上發(fā)表。

文革期間，光日受到沖擊，下放到常寧縣一家公私合營的工業(yè)合作社工作，身患重病，后經其妻敖德鄰的多方聯(lián)系，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、省政府領導華國鋒、周土釗等同志的關懷照應，于1972年調回民盟省委病休。1979年3月，心臟病發(fā)作，闔然辭世而去。

光日的一生，展示了一個黨外民主人士的光彩。他幾十年如一日，竭誠擁戴中國共產黨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工作、謙恭謹慎，克己奉公，誠實做人。不以察察之身，受物欲之汶汶；不以潔潔之白，蒙世俗之塵埃。其高風亮節(jié)，堪為后人敬仰。而他為創(chuàng)建民盟蘭田支部所付出的心血，將永載史冊而熠熠生輝。